开放党禁:蒋经国开启台湾民主之门

--- 发表于 2012-01-12 04:05:00 2652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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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开放中的阴影

  洪流 化雨扫荒蛮,冰岛起风将退寒。

  奔电忽来惊睡眼,泥沙 自始入清潭。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外势力的重组和增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钓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为阵地,倡导政治革新,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相应地,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他们质疑国民党以“戒严法”为借口,实行长期的专制,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人汇集在民主的旗帜下,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有的后来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有的后来又脱离了“民进党”。

  蒋经国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比如邀请日后大搞“台独”的李登辉任“政务委员”。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台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戒严体制下的一党专政。

  1978年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后,党外运动继续有发展,最著名的事件是“美丽岛事件”——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以制衡国民党。党外势力发动民众于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强行拦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些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民主、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其中“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倡议,呼吁国民党当局告别戒严体制,结束对立,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1984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使台湾当局实施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贯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经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要求民主的潮流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台湾的党外势力借助许多社会、政治事件,批评国民党的独裁。 特别是江南命案与涉及众多高官贪腐的“十信事件”的接连发生,重挫国民党的政权形象,使国民党不得不面临再次求变的选择。

  此时岛内党外势力发展较快,且派系林立。这些组织密切关注岛内时局的发展。

  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举行联合典礼,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我们台湾这些年》中曾介绍这样一个细节:

  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而据后来披露的新闻显示,民进党的成立大会曾得到当局的默许,党外人士殊不知,蒋经国通过监控摄像看完了大会直播的全过程。之所以不干预,是因为蒋经国已在心里接受了政党政治的理念,已经决定要开放党禁了。当时“许信良在美国成立台湾民主党,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等人设立台湾民主化委员会,民主化潮流已蔚为风潮,无法阻挡,蒋经国会同意民进党组党,应该是考虑到反对党在台湾成立的话,比较容易监控。”

  党外势力组党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并未影响蒋经国既定的民主革新的步伐。民进党成立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访问时,率先预告台湾将要解严以及开放党禁的消息,表示任何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与“台湾独立”划清界限。当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

  蒋经国未曾料到的是,在其去世的几年后,“民进党”撕下民主的伪装,将“台湾独立”写进了党纲;更没料到的是,李登辉在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借着政治开放的名义,最终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背弃了蒋经国政治开放中的反“台独”根本精神。

  二、《大学》杂志事件——政治革新第一呼

  凶天 吝啬一滴雨,大漠扬尘封万墀 。

  壮士岂凭血气勇,请栽红柳第一枝。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状况,要求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当的政治权力。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此顺应潮流,自然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批台湾知识分子代表党外势力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大学》杂志是早期影响最大的党外杂志。

  《大学》杂志创刊于1968年1月,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创立者为张俊宏与陈鼓应。1970年初,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聚集一起,组成了颇为强大的笔阵,以《大学》杂志为园地,作了一次集体性的意见表达,主要宣传“革新保台”主张。

  从1971年开始,《大学》杂志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政论、社会评论为主。《大学》1971年元月号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该信成为台呼吁“政治革新”的心声。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了由九十多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人士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年7月,当时还是国民党员的许信良联合张俊宏等人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分析,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忽视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应迎合并运用这些人来从事社会建设。此文实际上想表达台湾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心愿,也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蒋经国曾推荐党团干部都要详加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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